决澜社的牌匾上落着苏轼的款，熊峰说这块匾是“集字”，由于当代书法家鲜有能和董其昌、王铎等大家媲美的，所以便从苏轼的字中分别摘取了三个字凑成了这块匾，这种精到和“苛刻”一如决澜社里的艺术品和藏宝人。

熊峰指着黄花梨条案上的玉琮得意地说：“目前国内出土的玉琮，包括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都很少有这么大的，非常珍贵。”

在决澜社的四合院里，像这样的“稀罕物”可谓随处可见，其中一些来自拍卖会或者艺术家本人，也有些是因缘际会。

1980年的秋天，启功老先生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即兴书写的一副对联被保留了三十多年，如今辗转到了熊峰手上。

赤重金收回来的奇珍异宝，在日后津津乐道的却往往是背后的故事。

看着一屋子的收藏品，熊峰总爱聊起保真的话题。

国内的拍卖会发展到今天仍然不是十分成熟，即便是决澜社这样的行家里手也更倾向于从艺术家本人手里收东西。按熊峰的话说，每个收藏者都得走一段弯路才能最终“修成正果”，没有那些数不清的冲动也练不成独到的火眼金睛，拍卖会和市场的“阴谋”足以打磨一个真正热爱收藏的人。

“当然，时间久了，真东西是会说话的，我也愿意做那个讲真话的人，告诉大家一些关于收藏的事”，熊峰如是说。

安静的四合院承接了民国时期的决澜社，它添了一份商业色彩，但也多了几分专业的包容，没有了当年的王济远，熊峰却坚守着“力挽狂澜”的艺术理念。四合院里，决澜社下的藏宝人享受着自己的别有洞天，也计划着关于决澜社未来的每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