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区一期工程、二期工程

　　宁波博物馆、宁波美术馆

　　杭州中山路南宋御街

　　上海世博会滕头馆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等

　　王澍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杭州中山路南宋御街、上海世博会滕头馆……今天，当我们品读这一个个出自王澍之手的建筑设计，朴实而隽永，风格轻盈却意韵深沉，仿佛踏着人的心律而建，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被感动。此时此刻，不知为何，蓦地想起了年轻时的王澍，曾在研究生答辩时，面对建筑系的教授“口出狂言”——“中国没有一个现代建筑，也没有一个现代建筑师”，引起一片轰动。那么今天呢?王澍用他多年的积淀与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若干年前，当“建筑设计”这个概念在国内还不存在市场的时候，王澍与他的伙伴是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一帮人。这个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建筑?近几年，国内建筑界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但可以肯定，无论哪个领域，设计都起着引导作用。而王澍他们所期待的，已慢慢出现。

　　这就是设计的力量

　　谈建筑设计，王澍需要让自己保持一种思维明朗的状态，在弥散开来的烟圈中，他微微眯起眼睛，沉默了一小会，而后慢慢地开始细述，一字一句，回忆、畅想，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充满文人气质的建筑师模样。

　　2000年，王澍主持设计苏州大学图书馆，当周围人都惴惴不安地追问他“到底好不好看”的时候，他笃定地答道：有点耐心吧，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它的。事实证明，王澍是对的。而他说，这是设计的力量。

　　“原来在建筑学里没有‘设计’一词，当时的一个建筑风格可以稳定100年、200年，后来借助‘工业设计’引入了‘设计’概念，于是建筑变得可以作为一种产品，可以上流行杂志，慢慢地才有了今天的建筑市场，才促成了一种流行趋势，那就是‘建筑设计——现代建筑——国际性风格建筑’。但这时会产生一个冲突，大家开始像讨厌麦当劳一样讨厌国际性风格建筑，所以现在的建筑设计已不可能再是简单的拷贝，有意思的是各种关于生态、个性、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慢慢展开了。于是一个观点就产生了：设计，少一些美学，多一些伦理。”

　　“多一些伦理”——在王澍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这句话的印证。在他所主持设计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中，墙体厚度达到了48cm，比国家标准24cm整整厚上了一倍，利用最简单的方法起到了保温、隔热、隔音的环保效果。难得的是，本该看上去笨重厚实的48cm墙体，王澍充满发挥了设计的神奇力量，使得它看上去十分轻薄灵巧。在楼与楼之间，王澍将距离拉近，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最低限，这项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举动却让王澍留出了50%的土地还给大自然。象山校区建筑上的另一个亮点，还在于它独特的角度与线条，王澍保留了原来农田、水沟的地貌，设计时遵循了这些原始结构，让建筑与自然进行直接对话。整个象山校区的建筑全部采用回收材料进行制造，亦是王澍通过设计的力量将材料重新整合而创造的一个奇迹。

　　“现在的‘简约’有两种情况：一是简单而便宜的，二是低调而奢华的，而我对前者更感兴趣。作为设计师，明确的世界观不可或缺，才能够进行价值判断。因为设计不仅是时尚引导，更是伦理引导。在一个时期，纯粹地讲时尚、讲消费并不理智。但现在大家似乎很少讨论一个东西在价值观上的好坏，只讲时尚与否。”

　　建筑师就像一个大交响乐团的指挥，而在象山校区工程中，王澍却是兼指挥、作曲、首席小提琴于一身。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初摆在眼前的象山方案有2、3个，他要决定方向、做出取舍，但这其中涉及了庞大的资金和人力，一旦开工就再也无法回头，所有人都在等待他的决定，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得他整整一个月都彻夜难眠。抱着必胜的决心，经过深思熟虑，王澍对大局、对细节的把握能力帮助他打赢了这一仗，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象山校区。

　　当世界各国的建筑师纷纷来到象山校区时，他们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建筑师一辈子的工程，而王澍却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了。而当他们见到王澍本人时，更是惊奇地感叹：竟然是个baby建筑师!(在建筑界，40、50岁以下的被称为baby)他们原本以为这样一个建筑设计的作者至少是个60岁以上的老头!

　　一个艺术评论家曾说：对未来建筑设计有指标性价值的，到底是北京新央视大楼“大裤衩”，还是杭州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有意思的是，CCTV大楼是毫无疑问的标志性建筑，而象山校区却是百分之百的反标志性的标志性建筑，这话说得有点绕，其中的道理却是一目了然的。

　　最高的生态理想

　　什么是风格?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堆装饰语言，进行各种搭配组合就形成了风格。但真正好的设计师一定是超越风格的，他们看到的是更本质的问题。中国城市建设从来不缺“夸张”，似乎不夸张反倒不对味。但王澍为上海世博会设计的“滕头馆”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整个世博建筑群中，既要突出又要有文化，该怎么办呢?既然别人都是热热闹闹的，我就做安静的不说话的那一个，不是反而能够凸显出来了吗?”王澍笑笑。

　　他评价自己的“滕头馆”为“新农村的升级版”，而这样的建筑设计放在上海，却又无疑将成为引领的设计。“农村有城市无法比拟的东西，滕头馆并不是对农村的拷贝，而是用创造性的力量诞生了新事物。我想反映的，一个是新农民的生活方式，二是用生态的办法将土地还给自然，三是非常高的居住密度。这也是从中国的传统生活中学来的。”滕头馆中，一层的小作坊，二层的小院，三层的笼罩屋顶的高木，等等细节无一不是王澍对生态概念的诠释，也能轻易地发现他对自然地理的适应和调整，而这一切全都借用了明代的美学，是他把二维的明代画家陈洪绶的《五泄山居图》在这个1000平方米的空间里还原出三维的效果。

　　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北部项目区中，滕头馆是最后一个立项却是第一个完工的展馆。王澍笑称他的设计项目，往往都是在最后关头才交到他手上的。但显然他从来没有把时间、资金这些因素当作借口，反而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精品建筑设计。

　　有意思的是，每次王澍的作品呈现在大众面前，观者的态度都很“极端”，有的极喜欢，有的极厌恶。王澍却笑言：“那要看谁说好，谁说不好。孔夫子曾对‘如何判断东西好坏’作出这样的回答：水平高的人说好就一定好，水平低的人说好就一定不好。”

　　可以肯定，王澍绝不是一个常规的建筑师，他的举动从一开始便注定备受争议，但对他来说，内心一直坚定，因为自己的设计中蕴含了强大的自信的力量，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一定会被质疑。他相信，真正创新的东西肯定脱离了已有的评价体系，而属于它的评价体系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争议恰恰是真正创新的东西出现的标志。当一个美学体系倒掉，建立新的体系非常困难，现在的中国正处于这个时期。而在这样一个时期，王澍正做着某些努力，试图改变一些局面。

　　身为建筑师的同时，王澍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中国美院的老师。对他来说，也许学生们向他提的问题都很浅，但他却认为：最好的设计师问的都是最基本的问题。中国建筑局面的改变，仅靠一两个建筑师是远远不够的，但若通过教育的方式扩散开去，他有理由相信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