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港北岸由天星码头一直到红 海逸豪园全长约4 公里的海滨9 月贯通，一片并 不很大的公共空间从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顽强地生长出来。 这正是香港的气质。天安门的浩荡，长安街的辽阔，只能属于北京。香港的广场小得可怜，但作为公共空间的代表，它却更接近广场的本质。

　　在香港说“广场”，是不是有些好笑?一个来港二十年的大陆人笑话我。于是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四年前的爱丁堡广场，三年前的时代广场?那些年轻人的朗诵和艺术家的疯狂?我问他，有没有去过春夏之交的维多利亚公园?他不说话了。

　　广场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而它的价值，显然不能仅用大小来判断。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对“广场”的理解是：“广场??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艺术家欧宁在一次关于公民建筑的讨论中，对这个公共空间的定义更简单：“每个人都有权利利用这个空间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广场属于人民。正因为此，一座城市里广场的气质，才往往真的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气质。

　　从红磡继续往东，对岸的启德机场那一大片地方因为新机场的启用已经闲置多年。关于启德发展计划，根据特区政府日前进行的公众咨询，大多数市民还是期望能把行车道尽量移离启德海滨，以便把海滨地带开辟成开放空间，留给市民。而往西，尖沙咀这边，特区政府同样采纳公众意见，将露天广场的设计融合进尖沙咀码头活化项目中。

　　从尖沙咀南渡，坐天星小轮到达香港岛，这是百年来普通人登陆这座小岛最常用的方式。前后来到的，有蔡元培、朱光潜、鲁迅、许地山、戴望舒、萧红，还有19岁的张爱玲。晃晃悠悠的天星小轮，每天往返在维多利亚窄窄的港口之间，渡文人南下，躲避战火，渡思想北上，哺养中原。瞬息百年。

　　天星小轮抵达香港岛的第一站，是爱丁堡广场。

　　爱丁堡广场诞生于维港填海工程，是二战后香港现代实用主义建筑群的典范。广场上有香港大会堂、大会堂纪念公园，还有爱丁堡广场码头(即旧中环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前些年，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先后清拆，功能并入中环码头。爱丁堡广场面临着建成至今最大的变化。

　　告别天星码头的集体伤感，酝酿出了皇后码头的保育运动。那段时间，每个星期在爱丁堡广场都有读书会，香港科大教授陈允中带年轻人们就坐在皇后码头，阅读有关城市规划的书。“城市到底是为谁建造?”陈允中这样解释在爱丁堡广场发生的一切： “我们不关心集体记忆，我们争取的是保卫公共空间，争取向基层市民开放的开放空间。”“一个活的公共空间??为什么需要被消灭，然后放在‘集体记忆的博物馆’内呢?”

　　码头最终走入历史，但广场由此复活。

　　香港从不缺乏能聚在一起讨论公共问题的“公共场域”。从爱丁堡广场一路向东，时代广场再次发展了这样的创意。

　　铜锣湾的时代广场，是港岛最有名的购物盛地。不过在以前，如果走累了，想在广场门口的花坛边沿坐一下，保安会过来告诉你这是私有土地，不要随意行动。人们也就默认如常。直到有一天香港商业电台突然披露，根据开发商与政府间的协议，时代广场门前一大片地面通道，并非私人物业，乃是“公共空间”。

　　在新闻与开发商僵持的阶段，许多香港人行动起来，发起了一个“冻结时代，广场复活”的活动。初春的周末，几百人来到这片小广场搞即兴创作，种草，漫步，征女友，庆祝生日，还有学生搬来了沙，并唱起歌来，一些旨在捍卫公共空间权利的活动家还试验了一些行为艺术，以量度这“公共空间”到底能公共到多大程度??面对申诉，政府起诉开发商，要求其赔偿对公众利益的损害。最终，“时代广场真正成了‘人民广场’。”香港大学建筑学者朱涛说。

　　时代广场再往东，就是那片香港最著名的“公共空间”维多利亚公园了。香港很多大事都在这个小公园见证。除了维园烛光、七一游行，每周日上午，这里讨论本地时事新闻的辩论会《城市论坛》，也是维园特色之一。从1980年开始，香港电台的节目《城市论坛》每逢周日都会在维园开坛，经常邀请立法会议员及政府高官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许多游人和市民常参与提问与辩论。常见的一道风景是，常有上了年纪的长者在论坛外大声呼喊，向民主派议员抗议，并不时夹杂粗言秽语，他们就是港人都熟悉的“维园阿伯”。

　　“广场的行动与表达，对平时忙于日常生活运作的我们来说，是个可以让彼此‘相互看见’的场域。”这是一个到港才两年的内地学生告诉我的话。

　　“当广场成为生活，生活也就不再需要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