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买卖即以土地作为商品进行买卖、租赁、抵押和交换等的活动，是在相对开放的平台下进行的活动，只有在开放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才能完善土地交易的规则制度。国家禁止土地买卖行为，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签订转让合同，依法进行转让。

　　中国古代自阶级社会形成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土地国有制，也叫王有制。《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土地只能由国王来分封、赏赐、授予或收回。私人没有土地所有权，更不能把土地当作商品来买卖。《礼记·王制》中所谓“田里不鬻”，就是这种古老的规定。在商代甲骨文中，绝无土地买卖的记载。到什么时候土地可以买卖，并无确切记载。

　　主张西周中叶已经出现土地买卖的学者，主要根据是1957年在陕西歧山县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的铭文。其中《卫釐》铭文讲：(周懿王)三年三月，矩伯向裘卫取了价值贝80朋的瑾璋，答应给裘卫土地10田;矩伯后又取了赤琥两件以及其他物品，共计价贝20朋，于是矩伯答应再给裘卫土地3 田。裘卫把这事报告给几个执政大臣，这些大臣就命令主管官把矩伯的田授给裘卫。《五年卫鼎》记述了周懿王五年，裘卫和邦君厉交易土地的事;《九年卫鼎》载周懿王九年，裘卫又以车马用器和矩伯的一块林地相交易。此外，西周恭王时的铜器《格伯簋》，也记格伯以良马四匹，换取了倗生的土地30田。这里的关键是，上列铜器铭文中的“贮”字的意义。主张西周已有土地买卖的学者认为，这个“贮”当读作“贾”，引申为买卖、价钱。这样，《五年卫鼎》中的“汝贮田不?”“贮田五田”，《格伯簋》中的“贮三十田”，自然都是买卖田地了。但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解法，有的认为应读作“予”，意即给予;有的认为应读作“偿”，意即偿还，有的认为应读作“租”，意即租借。这样，上列铜器铭文所记的事，都成了土地与物品的互相兑换。而且，在互相交换时，必须经过执政大臣的批准，主管部门的监督执行，这当然不能说是买卖行为。

　　到了春秋时期，晋国的魏绛曾经向晋悼公建议：边疆的戎狄少数民族“贵货易土”，即重视财货，轻视土地，因而“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据此认为，这“一语已露出了土地买卖的端倪，西周以来，“田里不鬻”的格局被冲破了决口。但不少学者仍然认为，这是中原国家用财货去向边疆戎狄部落换取土地，并非民间的土地买卖。直到战国初年，晋国的赵襄子在中牟县选拔了两个平民出任中大夫之官，于是当地农民都想攀登仕途，纷纷”弃其田耘，卖宅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由此可知，当时的住宅及周围的菜圃可”卖“，但耕种的大田还只能”弃“而不能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