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作品

　　从1948年到1955年期间，贝聿铭投效作风张扬、嗜抽雪茄的纽约开发商威廉·杰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设计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作品。贝聿铭曾说过：“伟大的艺术家需要伟大的客户。”在职业生涯后期，他几乎一手缔造了达拉斯市区的当前风貌，在那里设计了规模宏大的市政厅(1978年)等建筑。当我提起我最近去过那里时，他问我：“亨利·摩尔的雕像还在那儿吗?你知道，我帮助促成了这件事——我去了Much Hadham(位于英国赫特福德郡的一个村庄，是摩尔当年的居住地，如今设有亨利·摩尔基金会)。”

　　贝聿铭设计的一组摩天大楼和造型怪异的巴洛克式莫顿梅尔森交响乐中心(Morton H Meyerson)等建筑，使得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把达拉斯比作“平庸的震源地”。对此，贝聿铭的自我辩护显出一贯的冷淡：“在达拉斯，我是为人设计，而不是为地方。他们很多人来自纽约。它不像休斯顿这样的石油城市，它更像东海岸。达拉斯其实与纽约没什么不同。”

　　在采访中，贝聿铭只有两次显得被难住了。第一次是我问他有关战时服役的事情，当时他加入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ce Research Committee)，对此他说，“学习的是轰炸和摧毁，而非建设”。第二次是我把话题引回肯尼迪图书馆的时候。“建这座图书馆十分艰难，”他说道。“杰姬和博比·肯尼迪向我们提了出来(那是在1963年约翰?肯尼迪遇刺的一年后)，他是个英雄。”据报道，杰姬·肯尼迪曾说，选择贝聿铭，“其实是从感情上作出的决定。他(贝聿铭)非常有前途，就像杰克一样。他们同年出生。我想，与他共同做出一个壮举，会很有意思。”然而，这个项目非但不是一次壮举，而且始终难以顺利推进，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活动之中，并且屡经修改。不过，与困扰卢浮宫金字塔项目的政治活动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在建造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时，原计划是要修建一座玻璃金字塔。我不由怀疑，是不是这一设想后来被用在了卢浮宫金字塔?

　　“要让法国人接受金字塔，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他们以为我们打算引进一座埃及金字塔。后来我指出，他们的方尖碑也来自埃及，而且拐角处就有金字塔广场(Place des Pyramides)。然后他们就接受了。不过，卢浮宫金字塔只露出了尖端。你不能在地面上建任何东西，因为它是这样一个历史景点，它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由很多馆组成。除了在地下建造之外，别无选择。然而，如果你要在地下建，就必须有东西值得看。金字塔和喷泉在说，‘来吧，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向你展示。’”

　　法国建筑公司Grands Travaux的艾米利·比亚斯尼(Emile Biasini)认为，贝聿铭是负责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了解古代文明”，而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能够鉴赏现代”。我问贝聿铭：在美国度过了75年后，他还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吗?“我从来不忘中国，”他立刻回答，“我的家族在那里居住了600年。但我的建筑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没有有意识地中国化。我是个西方建筑师。”

贝聿铭作品

　　作为一位自称的“西方建筑师”以及一位注重实现企业目标的建筑师，贝聿铭最杰出的建筑作品，无疑是他在退休后完成的两件非西方式的佳作。苏州博物馆让人想起佛教寺庙的木架构和宁静平和的气氛；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所采用的巨大石块，则是介于古埃及、拜占庭和现代巴格达之间的风格。后者是想借助一种非西方文化，形成一种新语言的尝试吗?“我想，你可以把它叫做处于中间的某种东西，一座‘东方-中间的”建筑。”贝聿铭笑了起来——这种孩子式的哈哈大笑，奇异地冲淡了他身上的老态。

　　贝聿铭最优秀的建筑都带着沉迷于几何构造的特征，它们属于当代最震撼人心的建筑之列。他依然工作不辍：新项目包括在日本Miho建一所学校和一座神庙。但从最坏的方面来说，他的建筑体现了现代主义妄自尊大的一切缺点。从香港中银大厦(Bank of China Tower)，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跨立在地表上——这两个十年是现代主义处于最低谷的时期。

　　贝聿铭是一度被指责破坏城市景观的那代建筑师中依然健在的一员，但他现在以新一批作品赢得了称赞，这些作品似乎突然再度流行了起来。他的建筑看起来似乎真的越来越优秀，对一位出生于俄国革命前的建筑师来说，这真是不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