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建筑师看传统的回归

　　2002年，仲松第一次去了日本，此时他已经涉足了建筑圈。此前他雕塑出身，与陈逸飞合作工作室，这次去日本是想看日本的设计。

　　在1999年至2000年之间，仲松在上海完成城市景观雕塑日晷后，决然投身建筑设计。日晷是个艺术品，因其体量庞大而以建筑构筑物的形式出现，它和城市的关系构成触动了仲松，“何不做更大的功能性的构筑物呢?”

　　2002年的日本之行，使得仲松对日本的设计有了深入的了解，包括建筑设计，从中也看到了中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日本的大部分时间里，仲松说自己在学习。他很喜欢日本建筑师隈研吾，认为后者对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建筑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建筑上强烈地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当然他也创新，是建立在本族文化之上的创新。”

　　对日本建筑师的喜爱，比如安藤忠雄、伊东丰雄、隈研吾等，仲松杂推人及己：中国建筑师该走哪条路?“将来很多建筑师可能要回归到自己原本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发展。我觉得这可能才是建筑师的出路。”

　　上世纪60年代，东京奥运会的大规模建设使得世界认识了很多日本建筑师，“那时候，很多日本建筑师学成从欧洲归来，后来不少人成为了世界建筑大师，投入本土建设，直至今日，他们被称为‘日本建筑师’，并非仅国籍的缘由，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深刻带有日本本民族的特征。经历几代日本建筑师，现如今他们一如既往。”仲松说目前的中国建筑师所处的环境和当时的日本很像，要想有大进步、大发展，恐怕也必须走本民族文化的路线，即使做的是现代建筑的设计，而现代建筑和传统并不冲突。

　　中国建筑师在当前的国际潮流设计语境下，突围后，必定回归。

　　从日晷到当下建筑

　　做完雕塑日晷后，仲松觉得该是做建筑的时候了。以前，出于对建筑设计的关注，仲松除了专业雕塑外，爱好还表现在一些家具的设计和室内设计上。日晷是个体量很大的艺术品，“你要在城市中摆放这个东西，要考虑周边建筑、环境和它之间的关系”，这超出了仲松的专业范畴。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考虑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了。

　　而日晷的异型计算和处理，似乎比日常建筑的处理要复杂很多，仲松做到了。在大学雕塑系的时候，仲松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材料的制作，因此对于建筑材料，可以说非常在行。施工方案对于日晷这个庞大的艺术品，是必要的。有了这些基础，“那我可以再深入一点，做更大一些的东西，做和人直接发生关系、和城市直接发生关系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建筑。”仲松这时候感觉自己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无论设计还是施工，或者和甲方的交往，他都完全能应对，“我可以做建筑了。”

　　相比较艺术家，建筑师承担的责任更大。对这点，仲松有很清楚的认识。

　　“建筑是一个精神物化的产物，除去功能的完成，它更应该是承载精神的空间，什么样的人使用它就会带来什么样的含义。当然建筑也不是个标签，比如坡屋顶和彩绘，有这些未定就是中国建筑。”对于真正意义上建筑的认识，仲松说。

　　中国的建筑不要贴上中国标签，仲松说它们的内里透着文脉的传承，“为什么我们不用英语而用汉语?道理一样，因为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完整的、强大的、自成体系的汉语思想。”

　　而在国际潮流方向，人们似乎更推崇现代建筑。 现代建筑所承载的应该是某种现代精神，从时间点上来说，仲松认为就是当下我们需要的建筑，这样定位更本质、更通俗、更实际。在对待现代建筑这个问题上，颇似中国的当代艺术的遭遇，有建筑师或者艺术家，感觉自己的作品特别是现代的建筑或现代艺术不被本土所赏识，很多时候墙内开花墙外香，这种现象至少在10年以前更甚。其实中国建筑和现代建筑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建筑应该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逻辑，适合自己当下的需求。

　　“这个很重要。”仲松认为，中国的现代建筑根本不需要一个连中文都不会说的人告诉中国建筑师中国的现代建筑应该怎么做。

　　中国的现代建筑，包括城市，理应就是现在这样，仲松表示我们没有理由批评这样的发展，这是一个国家命运的演化结果，是群体的完成，没有是与非之论。“现在重要的是，之前发生什么是重要的，现在我们怎么做更重要，而以后没有必要考虑太多，如果当下做不好，就谈不上以后。”

　　建筑、城市自有前因后果，不要否定过去，更不要妄自菲薄现今。

　　最好给大家一个实际的建筑

　　2002年，仲松的工作室中标了大连开发区海洋广场，没有实施。2004年，仲松真正的第一个建筑项目，从前期策划、建筑设计、施工到最后完成，是上海五角交通枢纽标志性构筑物下沉广场景观设计，这个项目对仲松以及他的工作室来说非常重要，相比较以前的部分建筑设计，它是个十分完整的过程。

　　“它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建筑本身。”仲松说其实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么个项目，他和甲方之间的合作还是雕塑，最后仲松把一个雕塑变成了建筑，甲方的投入也从几百万追加到了几千万。“任务书给我的时候是要一个雕塑，结果我给他们的是一个建筑。”在这个项目中，建筑师有意无意提到了规划问题，这之后才能去做实际的工作。这样的想法被一点一点地给了甲方。这并不是仲松异想天开，之前他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自信很了解那个地方到底是需要一个雕塑呢，还是需要一些建筑和景观。

　　其实项目远比建筑师的想象要复杂得多。

　　“这个时候，我站在了决策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五角场这个工业区域内的一部分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需要产业转型，这个问题在我国的很多资源型城市中都遇到过，从工业区转到知识型文化产业园区，所遇到的问题复杂、棘手。建筑师访问了很多在当地生活和对当地保留记忆的人，并告诉大家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使这里发生变化，是有意义的变化。

　　尽管最终甲方的投入比预算多了10倍，但是仍然高兴——困惑他们的很多问题，因为这个规划和建筑而被解决了。”

　　2006年，上海五角地区项目完成，仲松工作室也因此转型成功，翻开了新的一页。

　　现在，经过几年的发展，仲松的工作室完全在做建筑上的事了，就像上海五角区域那样的项目。仲松的工作室曾经做到了一个规模，后来又有意放弃了那个规模，重新回到了“小国寡民”的状态，他说自己不希望商业太成功，那样会影响他做建筑设计，大规模不是他的初衷。“我宁愿一年踏踏实实地做一两个项目，而不愿意忙忙碌碌地做10个项目。我要把我能控制的尽量控制好，现在是我最好的状态。”

　　目前，仲松的工作室正在作古建，他想通过这些实践来找寻中国古代建筑保护的手段和方式，包括技术的、行政的。他说中国还没有保护古建的条例，他希望自己的工作室和专家的联合最后能出现像《威尼斯宪章》那样的规定。

　　从艺术圈走到建筑圈，仲松说他不排除做任何喜欢的事情的可能。而对工作室的运营，他说容易与否都不重要了。